所謂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即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而研究老子思想，首先依賴《老子》其書及先秦秦漢子學文獻的相關引文，當然前者是主要的。如果《老子》一書失傳，后來又沒有再發現及流傳下來，那么僅憑先秦秦漢子書的簡單記述，我們是無法深入論述和闡發老子思想的?？梢?，《老子》一書的存在和流傳對于我們理解、把握和研究老子思想，是極其重要的。文本與思想是表里關系。如此，從追問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來看，《老子》文本本身也是人們應當關注的關鍵問題。老子思想與《老子》文本是什么關系，或者說，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是什么?在簡帛四古本未發現之前，這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無需關注和回答的問題。通常，人們要么選擇王弼本，要么選擇河上公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但是，隨著簡帛四古本的發現和整理出版，這種默認的封閉的文本觀念似乎不再合理，應當打破，因為出土古本迥異的文本存在狀態足以讓人對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可靠性產生嚴重懷疑。簡言之，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這是一個亟須闡 明和回答的問題。
筆者長期從事早期 《老子》文本的研究，寫有多篇相關學術論文。但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這是一個嶄新的問題，盡管筆者此前對于此一問題似乎有所涉及。[1]
老子其人與 《老子》其書，曾經是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學者頗感興趣的一個重要問題。[2]相對于老子其人其書的考據問題，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在筆者看來，是一個更深入、更關鍵的問題，說到底，考據的目的畢竟是為研究和闡述老子思想服務的。設若老子不是一個大思想家，誰還會對其人其書及其相關問題產生興趣，并一再大起干戈，反復辯難呢?
1. 現狀與緣由
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即是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合法性 ( justification) 。其中，“老子” 指老子其人，不指《老子》其書; 而《老子》即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載體。“老子” 一名的具體所指曾經被學者弄得很破碎，很混亂，現在，學界公認它還是指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姓李名耳字聃者。與此相對，《老子》這個名詞至今還是模糊不清的，尤其在當前的文本狀態下。筆者認為,《老子》這個名詞應當且可以通過追問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得到一定程度的闡明。在眾多《老子》本子中，哪一個是我們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呢? 是通行本還是出土簡帛四古本，是王弼本、河上公本還是漢簡本、帛書本、郭店本? 這是很有價值的問題。
一般說來，清代以前，河上公本是古人理解和論述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但自乾嘉以來，學界掀起了一股?？焙托Ｓ啞独献印肺谋镜娘L潮。進入民國以后，王弼本及王弼注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而且，從研究老子思想，特別是哲學思想的角度來看，王弼本及其注大為流行，幾乎出現了獨擅學界的局面。長期以來，研究老子思想必須以王弼本為依據或者為主要依據，這已成為學界默認的行規。而造成此一局面的原因，從大的方面來說，可能有二: 其一是宗教文化，特別是道教文化在現當代中國的急劇衰落; 其二是大學制度的引入及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和蓬勃發展。前者直接導致了河上公本及河上公注之重要性的急劇衰落，后者直接導致了王弼本及王弼注之重要性的急劇上升。
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在簡帛四古本發現之前，人們對于此一問題的回答和解決，無非是順著時代大勢或基于自己立場作出選擇和判斷，一般以王弼本為據，或者以河上公本為據。從總體上看來，在文本選擇背后的動機和立場是直率和簡單的，幾十年下來，人們即形成了以通行本特別是以王弼本為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據的習慣。而與此相對，若有人膽敢以王弼本以外，特別是以通行本以外的其他本子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那么這是大逆不道，很可能會招致一些人的非議和嚴重指責。筆者認為，在簡帛《老子》四古本發現之前，這種非議和指責是合理的，應當予以肯定; 但是，在簡帛《老子》四古本發現之后，這種非議和指責就忽然變得很不合理，甚至很不理性了。無論如何，權衡和考量通行本與出土簡帛古本的優劣利弊，從而真實、有效地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問題，這是當前老學研究的一個必要任務。
目前，學界對于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問題，除了極少數學者外，普遍缺乏感知，個別學者甚至基于通行本養成的學術習慣和偏見，面對如上提問，充滿了抵觸情緒和訕笑，而不能理性地思考。例如，在帛書本《老子》發現之后，盡管學者大多認為帛書本文字勝于通行本，[3]但是面對尹振環提出的 “帛書《老子》必將取代今本《老子》” 的意見，[4]多數學者卻表示不能認同，個別學者甚至直接撰文，予以反駁和撻伐。而相關批評可分為兩種，一種出自張松如、嚴靈峰、陳鼓應三氏，他們雖然充分肯定帛書本作為古本的價值，但是張松如說: “本編經文……以帛書謂權衡，而不泥于古; 以各家為參考，而不執一。” 嚴靈峰說: “(帛書《老子》) 是一種從來最古的本子，但卻不是最好的本子。” 陳鼓應說: “我仍以王弼本為藍本而參照帛書本加以校訂，并與張松如教授持同樣態度: ‘以帛書為權衡而不泥于古。’ ”[5]另一種則來自黃釗等人，黃釗針鋒相對地批評了尹振環的觀點，主張應當辯證地看待帛書本。他說，學界對于簡帛《老子》的研究存在三大問題，一是人為地拔高簡帛《老子》的重要性，二是對傳世本《老子》人為地貶低，三是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多主觀臆測。[6] 現在看來，尹氏的目光比較敏銳，革新意識很強，其意見常常能觸及一些學術痛點，有可取之處。但是，其失誤也很明顯，他的主張一是過于激進，二是不能辯證地看待出土古本與通行本的關系，三是其自家本領不強，在?？?、古文字、訓詁上的素養和水平不高。歸納起來，尹氏的文本觀念很簡單,他認為，最古本子即是最好本子，而在當時帛書本即是最古本子，所以他認為 “帛書 《老子》必將取代今本 《老子》”。其實，帛書本一不是最古《老子》本子，二在漢代是否為最佳本子，這也是很成問題的。至于出土古本與通行本的關系，我們應當以歷史主義的觀念來看待它們，對于魏晉以下的老學及道學來說，通行本仍然是很重要、很關鍵的。而帛書本能否取代通行本，這不僅關系到文本的優劣，而且關系到文本背后的詮釋權力問題。由于尹氏的文本觀念不夠全面，又由于其小學水平很有限，所以他對于簡帛 《老子》的文本校訂和注釋出現了很多錯誤。
郭店本和漢簡本整理出版以來，雖然學界對于出土簡帛古本的認識程度和水平有所增加，但是從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據的角度來看，情況其實不容樂觀，似乎研究出土簡帛《老子》是一回事， 而研究老子思想則是另外一回事。這即是說，簡帛《老子》與老子思想，或者簡帛《老子》研究與老子思想研究目前大體上還是處于分裂狀態，兩者沒有發生很強的關聯。造成這種窘境的原因，筆者認為，一是因為大多數學者只不過是簡帛思想研究的看客，簡帛文獻其實沒有深入他們的內心、沒有融入他們的研究; 二是積習甚久，人們囿于成見，一時難以接受新的文本觀念，接受一個新的《老子》本子。畢竟，打破成見是需要時間、膽識和勇氣的。
總之，面對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問題，學者因循守舊，目前照樣以通行本《老子》，特別是以王弼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或者主要文本依據;而出土簡帛古本與通行本幾乎不發生關系，兩者嚴重脫節，還是兩回事。應當說，這是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據問題的窮途和窘境。
2.重新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問題
河上公本長期受到古人的重視，但從民國以來，王弼本更受歡迎、更為流行，而居于壟斷地位。在帛書本發現之后，部分學者萌生了應當重新選擇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據的想法; 而在簡帛四古本《老子》大發現后的今天，我們是否有足夠強大的意志和動力重新面對、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問題呢?
筆者長期從事早期《老子》文本及其經典化問題的研究，數年來發表了八九篇論文，但是一直沒有正式面對和討論過“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 這一問題。近兩三年來，筆者認為我們不應當再回避此一問題，而應當重新檢討和回答此一問題，并批判過時的文本觀念?；谝陨险J識，本文將重點追問和回答如下問題: 其一，與老子思想研究相關的文本觀念是什么; 其二，老子思想研究的相關原則是什么。在此基礎上，將進一步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具體是什么的問題。
《老子》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于老子思想的理解、研究和論述，如果本子不同，那么得出的觀點和結論可能會不一樣。而《老子》本子眾多，因此選擇哪一個本子，這是一個關鍵問題。筆者認為，如何選擇《老子》本子，或者說哪一個本子是合適的，這涉及我們對于《老子》文本觀念的預先理解。
1. 簡帛四古本 《老子》的文本狀態和特征
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目前集中在通行本與出土簡帛古本的對立上?；蛘哒f，簡帛古本的發現，制造了此一緊張。設想如果沒有簡帛古本的發現，那么我們至今仍然會在近乎完美的印象中毫不猶豫地默認通行本的有效性和真實性。這樣，筆者有必要在此首先介紹一下出土簡帛四古本《老子》的文本狀態和特征。
先看郭店本。郭店《老子》是戰國中期的抄本。這個本子于 1993 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7]其竹簡圖版及最初釋文都可見《郭店楚墓竹簡》一書。[8] 這個本子由甲、乙、丙三組竹簡構成，近1700字，不到今本字數的三分之一，比較可能是一個摘抄本。這個本子的文本存在狀態與今本相差巨大，甲組雖然分為兩篇，但上下篇的章段構成、章序及其連屬成篇的情況，都與今本 相差巨大，幾乎不同。乙組和丙組的文本狀態，也大抵如此。從分章特征來看，郭店 《老子》文本應當定性為 “原子分章”，[9]而不屬于 “自然分章”。[10]所謂 “原子分章”，是指一個文本的文本單位(章段)與其思想單位 (章義) 完全對應，且具有不可再分的特性。用 “原子分章” 的概念看郭店《老子》，這是很恰當的。由此可知，很可能在戰國中期以前《老子》基本上保持了其原始分章，即原子分章的狀態。
再看帛書甲本和乙本。這兩個本子是漢初的抄本，甲本抄寫于高帝時期，乙本抄寫于文帝前元時期。1973年12月，它們出土于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11]帛書兩本的釋文，最初刊于《文物》1974年第11期，學者常用的刊本載于1980年版的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最新權威釋文則載于2014年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12]從篇幅字數上來，相對于今本來看，帛書本是完整的。帛書本分上下篇，乙本篇末有書題，上篇為 《德》篇，下篇為 《道》篇。而且，每篇的篇幅及章段構成與今本相同，只有個別章段的抄寫位置與今本有異。帛書本大概是戰國晚期至漢初《老子》文本重組運動的結果，其章段處于重新裁劃和整合的過程中。帛書兩本都屬于成型本，[13]其中甲本更重要、更關鍵，意義更大。
又看漢簡本。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簡稱“漢簡本”) 是西漢武帝時期的抄本，這個本子是從香港文物市場購買回來，并于2009年初入藏北京大學。[14]除個別地方有殘缺外，這個本子很完整，全書 5300多字。從宏觀上來看，漢簡本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特征，一個是它有 “老子上經” “老子下經” 的篇題。這是迄今所知最早稱 “經” 的《老子》本子。而這個本子，據筆者考察，應當是景帝立經本的復抄本。[15]另一個是此本有嚴格的分章，《老子上經》 ( 即 《德》篇) 為 44 章，《老子下經》( 即《道》篇) 為 33 章，全書總計 77 章。從這三個章數來看，漢簡本的分章應當是人為設定和裁劃的，其篇章數的設定以蓋天說的基本數理—— “圓出于方” 的 “地四天三” 說為依據。[16]綜合判斷，漢簡本是最早的《老子》的定型本。
最后，介紹一下劉向定著本。所謂劉向定著本，見之于宋人謝守灝《混元圣紀》(《老君實錄》) 卷三及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序說》所載劉歆 《七略》文。一般認為，劉向定著本是各通行本 ( 如王弼本、河上公本) 的母本或祖本，它是由劉向于西漢成帝年間定著的，是《老子》的又一個定型本。此本的篇章結構，為上下篇81章，上篇(《道》篇)37章，下篇 (《德》篇) 44章，與今本正同。其篇章結構，與北大漢簡本有密切關系。筆者認為，劉向定著本(通行本) 的篇章數以三統歷(渾天說) 的基本數理為依據，總章數81據日法數設定，即據黃鐘一龠之數設定，而上下篇章數37和44，則以中數五六之比 ( 5∶ 6) 為依據。[17]
總之，郭店本是戰國中期的本子，由三組竹簡組成，其性質屬于原子分章本。帛書甲本和乙本是漢初的本子，其篇幅字數略多于今本，其篇序為 《德》前 《道》后，其性質屬于成型本。漢簡本是武帝時期的抄本，大概來源于景帝立經本，《德》篇題名 “老子上經”,《道》篇題名 “老子下經”，其分章( 77∶44∶33)依據為 “圓出于方” 的蓋天說數理，其性質屬于經書類的定型本。劉向定著本是各通行本的來源，其篇序為《道》前 《德》后，其分章( 81∶37∶44) 依據為三統歷的渾天說數理，其性質為子書類的定型本。
2. 早期 《老子》文本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
早期《老子》文本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并且有一個成型與反復定型的過程。這是在簡帛四古本發現之后，我們得出的兩個基本觀念。
在帛書本發現之前，人們一直以為五千余言的 《老子》本子自古即如此，或者說，自春秋末期以來即是如此。順便指出，錢穆認為《老子》晚于《莊子》，[18]故對于他而言，《老子》文本自戰國晚期以來即是如此。由于這種觀念的作用，人們一直將五千余言及其相應篇章結構的《老子》文本當作老子本人的原始著作，然后據此研究或論述其思想。1974年，在帛書本出版后，當時大多數學者不但熱衷于 “古本即原本” 的觀念，而且默認帛書本即是《老子》的原本。其時，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觀念，還沒有被推明出來。1998年，在《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后，筆者和其他學者很快意識到，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19]同時，姚鼐 《老子章義》所主張的文本觀念——章義是分章的基礎——被寧鎮疆等學者發掘和宣揚出來。[20]與此同時，筆者與劉笑敢等人曾聚焦于 “章”，討論了《老子》具體一 “章” 的形成與構造問題。[21]2013 年，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貳) 》出版后，通過研究漢簡本的分章問題，筆者認識到，早期《老子》文本的成型與定型及其分章其實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經典化和天道觀之數理化的過程，從而將《老子》的分章觀念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
從早期《老子》文本自身來看，其發展、變化大抵經歷了四個時期，即戰國中期、戰國晚期、漢初高帝至文帝時期和西漢景帝至成帝時期，每一期的文本具有不同特征。其一，郭店本是戰國中期偏晚的抄本，大概形成于戰國中期。據郭店本及戰國諸子引 《老子》來看，五千言的《老子》本子大概在戰國中期已經存在。但其文本存在形態是什么，這是目前不太清楚的問題。郭店《老子》分為三組抄寫，每組的分章及章序與通行本大殊; 甲組有上下篇之分，但是每一篇的章段構成卻與通行本迥異。其二，韓非所據本是戰國晚期的抄本。所謂韓非所據本，是我們根據 《韓非子·解老》《喻老》擬定的。這個本子大概是從郭店本通往漢初帛書甲本的一個中介。值得注意的是，韓非明確稱《老子》為 “書”，似乎其文本觀念已經過一次提升。而為什么說韓非所據本是從郭店本通往漢初帛書本的一個中介呢? 比較 《解老》《喻老》兩篇所引 《老子》章段及其次序，以及與帛書本的關系，這個問題可以得到回答。從整體上來看，韓非所據本的一些特征比較靠近帛書本。其三，帛書兩本是 漢初高帝和文帝時期的抄本。西漢是《老子》文本經典化的時期,《老子》的經典化包括了成型與定型兩個階段。成型期約在戰國晚期至漢初，其背景是黃老思潮的流行及漢初清靜無為的政治。定型期約在西漢景帝至成帝時期，《老子》經過了多次定型。相對于今本而言，作為成型期的《老子》本子，帛書兩本在其規模和體制上都與今本非常接近，是進一步形成定型本(景帝立經本或劉向定著本) 的基礎。其四，西漢景帝至成帝時期形成了景帝立經本、漢簡本、嚴遵本和劉向定著本等。景帝立經本(漢簡本) 的思想背景是黃老思潮達到了高潮，政治背景處于清靜無為之治即將出現轉折前的巔峰時期，故景帝于是始立《老子》為經。筆者推斷，北大漢簡本是景帝立經本的傳抄本。據漢簡本，景帝立經本有嚴格的分篇和分章，用字更為通行，與今本更加接近，其篇章數均符合蓋天說數理?？傊?，景帝立經本是官方欽定的權威本子，在文本劃分和字句運用上都具有高度的權威性和通用性。而在武帝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贊》) 之后，《老子》進入了一個新的定型階段。在新定型期，《老子》出現了多個本子。嚴遵本和劉向定著本大概形成于西漢成帝時期，嚴遵本為 72 章，劉向定著本為 81 章。所謂定著，是從篇序、章序、分章、文字和文句等方面重新給予《老子》權威性。從文本單位與思想單位的對應性來看，劉向定著本《老子》劃分為81章，應該說比漢簡本的77章更為準確。
總之，從戰國中期至西漢成帝時期，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經過了從原子本到成型本、從成型本到定型本的變化。在經過多次反復之后，最后由劉向定著之,《老子》文本完成了其經典化過程。劉向定著本是各通行本的母本或祖本，今本 《老子》( 王弼本、河上公本) 即來源于劉向定著本。順便指出，如上論述參考了筆者已發表的相關論文。筆者對于早期《老子》文本觀念的研究可分為 1998—2012年和2013—2021年兩個階段，其主要成績和學術貢獻可以歸納如下: 其一，在郭店本出版之初，筆者即認為早期 《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 [22] 其二，界定和闡明了早期《老子》文本經歷了包括成型和定型兩個階段的經典化過程，揭示了漢簡本和劉向定著本( 通行本) 篇章數所蘊藏的天道奧秘，指明天道觀數理是其分章依據; [23]其三，提出了 “原子分章” 的概念，深化了姚鼐的文本觀念，同時為理解 《老子》和引用 《老子》制定了基本原則; [24]其四， 從多個方面揭示了《老子》單獨一 “章” 的文本建構觀念和法則。[25]在如上四點中，以使用天道觀數理揭明通行本的分章奧秘和提出原子分章概念最具創意，應當說，它們是兩項突破性的學術成果。據上述觀念及前文對于出土古本的介紹，可以推斷，以王弼本、河上公為代表的通行本目前已喪失了其習慣性的文本優越性，需要在新的文本觀念下接受嚴格的檢討和反省。
3. 通行本 《老子》的問題及其負面影響
根據筆者及其他學者的考證，以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為代表的81章通行本確實來源于劉向定著本。[26]自東漢至明代，王弼本和河上公本都經過了一千四五百年的反復傳抄，其文本變亂、錯訛之處甚多，可以說無章不有之，而且多數章段存在多處問題，應該說，這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其章義、文義 及其思想的表達，影響了我們對于《老子》文義、章義、思想的準確理解及其文本的準確引用。這些變亂和錯訛主要體現在分章、章界、文句和字詞上，情況相當嚴重。其實例，通過與出土古本對照即可以具體了解。[27] 在此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繼續依據通行本 ( 如王弼本或河上公本) 來引用 《老子》文句或章段，理解、研究和論述老子思想，那么這是相當負面的學術工作，會犯下這樣或那樣 的錯誤，影響我們所設定的真正老子思想。當然，筆者并沒有因此否定通行本對于魏晉以來老學及道學發展的重要性。梳理魏晉以來老學、道學及其思想的發展，還是應當以其所依據的《老子》本子作為文本依據。
反過來看，出土簡帛四古本 《老子》或者其中某一本，在總體上是否比通行本更優越或者更優質呢? 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綜合多方面的因素來看，筆者認為，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 即漢簡本) 在整體上比王弼本或河上公本更優越和更優質?；蛘哒f，鑒于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變亂和訛誤之處眾多，同時鑒于出土簡帛本更近古、更近真和更優質，筆者主張，今后我們研究老子思想即應當放棄通行本( 王弼本或河上公本) ，而直接采用出土簡本四古本。而在四種簡帛古本中，綜合考量之，漢簡本最適合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而如果有人仍然堅持使用王弼本或河上公本，筆者認為，那么他應當根據出土簡帛四古本對它們作嚴格的?？?。至于有人偏好通行本，而堅決拒絕以出土古本作?？?，筆者認為，這其實是一個情感問題，而不是一個學術問題。
既然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且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經歷了一個不斷經典化和不斷成型和定型的過程，那么如何判斷《老子》文本的優越性和優質性呢? 這是一個問題。而且，早期《老子》文本的歷史性和傳世本的現實性在今人的心中是有張力的，似乎彼此是排斥的。在此種情況下，我們頗有必要追問選擇老子思想研究之文本依據的原則是什么的問題。而對于此一問題，筆者在《早期 〈老子〉文本及其文義、思想變化》等文中曾有涉及，[28] 現再作推展和討論。
1. 研究老子思想應當以北大藏漢簡本為主要文本依據
在筆者看來，研究老子思想、選擇《老子》文本，應有三條原則。第一條原則是，研究老子思想或引用《老子》文本，都應當以漢簡本 (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 為主要依據。為什么要以漢簡本為主要文本依據呢? 這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漢簡本是目前可見的最早的《老子》定型本。漢簡本是景帝立經本的傳抄本，是經過朝廷和經師嚴格規范、標準化并予以權威化的定型本。此本有 “老子上經” 和 “老子下經” 的篇題，有嚴格的竹簡形制和抄寫格式，有完整的章句劃分，全書分為上下兩篇77章，上經44章，下經33章，其經典化內涵完全符合蓋天說數理; 同時，其文字和文句都經過了嚴格的整飭和規范。二是因為在出土簡本四古本中，漢簡本《老子》最接近今本， 這無論從分章還是從文字、文句來看都是如此。這一點可以通過文本比較得到具體證明。在此，筆者再次強調，本文沒有全盤否定通行本的價值，在研究老子思想時，通行本仍然可以作為必要的參考本子。
具體說來，筆者主張，今人閱讀、理解和引用 《老子》文本都應當以漢簡本為基礎，同時結合郭店本、帛書兩本和兩種通行本作出綜合判斷。據筆者經驗，在絕大多數情況，有異文的地方，出土簡帛四古本可以互校; 有缺文、脫文的地方，出土簡帛四古本亦可以互補。反之，如果以出土簡帛四古本來?？蓖ㄐ斜?《老子》，那么我們會發現，通行本《老子》即錯誤百出。因此，雖然不排除通行本《老子》的參考價值，但是它們確實難以再直接作為人們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正是基于這一點，筆者主張，研究老子思想不應再以王弼本或河上公本為主要文本依據。
與上述問題相關，同樣是出土古本，為什么筆者主張采用漢簡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呢? 論時代，郭店《老子》最古，帛書兩本也比漢簡本早。論篇幅，帛書兩本比漢簡本的字數多。論分章，郭店本的分章最徹底。同時，在排除通假字的基礎上，郭店本更原始、更正確。其實，筆者主張以漢簡本為主要文本依據是有條件的。本來，“老子思想” 與 “《老子》思想” 兩者是存在張力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往往以為 “老子思想” 即為 “《老子》思想”，而 “《老子》思想” 可以完全表現為 “老子思想”。在筆者看來，這種看法很可能與實際不符，作為 “《老子》思想” 載體的《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不但 “老子思想” 與 “《老子》思想” 存在張力和差異，而且“老子” 與 “《老子》” 也產生了歷時性的分裂。所以以五千余言的 《老子》本，即以帛書本、漢簡本或通行本來研究 “老子思想”，這是基于一種長期約定的假設，即老子思想必須通過 《老子》文本，且只有通過五千余言的《老子》文本，才可以得到完全反映。但現在看來，這個假定未必真實，至少不是完全真實的，因為原始的《老子》文本到底有多少字句，除了 “相信” 之外，我們似乎缺乏真憑實據。不過，筆者認為，保留這個假定是必要的，因為它在一個很重要方面照顧和尊重了現有習慣; 而且，由于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 《老子》文本的存在狀態不明，所以保留這個假定還是很必要的。與此相對，郭店本和帛書本的通假字眾多，比例很高。同時，郭店《老子》在字數上不及今本的三分之一，而帛書《老子》則分章不明，且頗有殘缺。盡管上述諸本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它們很顯然不適合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
總之，研究或者論述老子思想，筆者主張放棄通行本，即放棄王弼本和河上公本，而改為以出土簡帛四古本為主要文本依據，特別是以漢簡本為主要文本依據。需要指出，從道理上說，81 章通行本的母本或祖本——劉向定著本在漢代諸本中應當最合理和最理想，這無論從篇幅、分篇分章及從其通行字的使用情況來看都是如此。但是，既然劉向定著本已不可見，而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又變亂、錯 訛得如此嚴重，那么退而求其次，綜合多種情況來看，筆者認為，在目前可見諸本中，漢簡本是研究老子思想最理想、最合適的文本依據，因而是主要的文本依據。
2.研究老子思想應當以 《老子》文本的原子分章為依據
“原子分章” 的概念是由筆者提出來的，是對姚鼐分章觀念的深化。所謂原子分章，是指章段與章義都是單一的，且二者具有一一對應的關系?；蛘哒f，不可再作分解的章段即為原子分章。本條原則比上一條更為重要。而為什么它更為重要呢? 這是因為它預先從一個角度決定了我們對于《老子》文本的閱讀、理解和引用。
81 章通行本，或者說，王弼本和河上公本是人們研究老子思想通常使用的《老子》本子。雖然一者為漢末的河上公本，一者為三國時的王弼本，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幾乎默認它們所承載的思想都直 接指向了春秋末至戰國早期的老子。而在此默認中，人們一般不會去思考和反省其中的時代差異。但是，由于簡帛古本的發現，這種差異今天突然被彰顯和對比出來。眾所周知，郭店本與今本的差異很大，而帛書本與今本的差異也不小。又由于早期《老子》文本觀念已被逐步揭明出來，面對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分章我們已經無法做到不懷疑和不反思了。而這個懷疑和反思，指向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分章多寡及其章界裁劃是否恰當問題上。目前看來，正確的做法是，我們應當根據原子分章的原則重新檢視其分章是否合理，章界裁劃是否恰當。而如果不合理、不恰當，那么我們應當對它們再作分解，直至不可再分，成為原子分章為止。從總體上看來，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分章不盡合理，不是每一章都符合原子分章的原則，應當再作分解。而如果我們不作反省，堅持使用通行本81章的現有劃分段落，那么這一定會導致原本不同章的上、下段或者上段、中段、下段被當作單一的一章即原子分章來對待，于是誤讀、誤會和誤引就不可避免了。所以，人們今后閱讀、理解和引用《老子》，都應當以真正的原子分章為基礎，充分注意其分章、章界及其每一章之上、中、下三段之間的關系。分章 和章義是直接相關聯的，是否同章，會直接影響其文義及其思想的理解。不以原子分章為根據，不加甄別而隨意亂引亂用《老子》文本，這是當前出現錯誤解釋的根源之一。但很可惜，絕大多數學者目前對此問題卻茫然不知。
如王弼本第 64 章曰: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郭店本卻將此章文本分做兩章抄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以上一段甲組分別抄寫在第 25—27 號簡上，“為者敗之” 以下一段甲組抄寫在第 10—13 號簡上，丙組又抄寫在第 11—14 號簡上。且在上段末甲組有章號，在下段末丙組有章號。漢簡本亦將王弼本此章文本分做兩章抄寫，上段為第 27 章，下段為第 28 章，且在章首天頭上均有分章符號。據此可知，王弼本第 64 章確實應當分為兩章，有兩個彼此分離獨立的章義。然而， 后世學者通常不知這一點，而徑直以它們為同一章來作章義及其思想的解釋。我們看到，王弼正是以“一章” 的意識作注解的。在 “其微易散” 句下，王弼注曰: “此四者，皆說慎終也。”[29]所謂 “此四者”，具體指上文的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但從原文看，它們都是推闡和說解 “慎終” 之義的嗎? 當然不是。其實，“慎終” 一詞僅見于王弼本此章的下一段文字 (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而據郭店本和漢簡本，包含 “慎終” 一詞的這段文本其實屬于另外一章，在意思上與上一段并無密切關系。
又如王弼本第 72 章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對于王弼本此章，帛書甲本在 “則大【畏 ( 威) 將】至矣” 和 “母 ( 毋) 閘 ( 狎) 亓 ( 其) 所居” 兩句間有一表示分章的墨丁符號。據此可知，“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兩句其實與下文不應劃在同章。王弼從同章同義的觀念出發，注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曰: “言威力不可任也。” 注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見” 曰: “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30]很顯然，這兩個注釋都是以原本不同章的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兩句為背景作解釋的。因此王弼注很難說是對的。
再如王弼本第 5 章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 河上公本同) 郭店 《老子》甲組卻只有中間一段，即只有 “天地之間，其猶橐管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四句，其后并有一分章符號。據郭店本及其文義來看，通行本第五章很可能是由舊本的三章拼合而成的。然而，我們看到，河上公注 “天地之間” 曰: “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 注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曰: “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德于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31]很顯然，這是將中、下兩段作為一個文本整體來看待了。王弼注同樣如此，將中、下兩段關聯起來作解釋，如注“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曰: “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 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為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32]不難知道，這是以中段的 “橐籥” 來作注解的?？傊?，河上公注和王弼注都是不對的，其犯錯誤的原因是作者根據現成分章且以為同義作注釋的。進一步，河上公注和王弼注犯錯誤的根源，在于作者在方法論上缺乏必要的文本反思和反省，作者沒有建立 “原子分章” 的觀念。
順便指出，雖然筆者主張以漢簡本作為老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文本依據，但即使是漢簡本自身也并非都屬于原子分章，甚至比較起來，漢簡本的分章不如通行本的分章徹底，漢簡本分為77章，而通行本分為81 章。不過，無論是通行本還是漢簡本，都非純粹的原子分章本。據筆者粗略估計，五千余言的 《老子》應當有100多個原子章段。所以即使以漢簡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 我們也應當對其再作分解，直至都成為所謂原子分章。
3.全面檢討和反省通行本 《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
研究老子思想或者引用 《老子》文本，應當全面檢討和反省通行本 《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81 章通行本 《老子》影響廣大，但其錯誤甚多，故以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為代表的通行本應當得到細致、全面而充分的?？焙蜋z討。而此種?？焙蜋z討，又應當以出土簡帛四古本為基礎，一方面向 著通行本的母本劉向定著本 《老子》作還原性的努力，另一方面充分揭示和彰顯通行本 《老子》的錯誤和不足。很顯然，后者更為重要。在現有本子下，研究老子思想，征引 《老子》文本，筆者認為，只需要出土簡帛四古本似乎就足夠了，而不必依賴通行本。相對地，研究《老子》思想，征引《老子》文本，若仍想以通行本為據，那么我們應當依據出土簡帛四古本對其作一番嚴格的檢討和審查。對于通行本 《老子》的檢討和審查大抵包括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81章的每一章是否符合原子分章，如果不符合，則需要再作分解; 另一個是對于異文異句，包括大量通假字的疏通和解釋。而如果不對通行本進行如上全面的檢討和審查，我們就不會認識到出土簡帛古本的重要性，以及為何筆 者主張以北大漢簡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檢討通行本和彰顯以漢簡本為代表的出土古本，是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據問題的兩個彼此依賴和相互成就的方面。
如通行本第十六章，根據原子分章的原則及出土簡帛古本， “各復歸其根” 以上當為一章， “歸根曰靜” 以下當為一章。再者，根據出土簡帛古本，“歸根曰靜” 其實是后來衍生出來的。又如通行本第十七、十八、十九章，郭店本分為兩章抄寫，即第十七、十八兩章文本合為一章，見于郭店《老子》丙組，第十九章則見于甲組。漢簡本將通行本此三章抄在同一章中?，F在看來，郭店本分作兩章抄寫是合理的和恰當的，第十七、十八兩章其實是一章的上下兩段，它們有因果關系，竹書即以 “故” 字作聯結。而通行本分作三章處理，將本來為一章的文字分為第十七、十八兩章，并去掉了“故”字。這種做法當然是不正確的。同樣，漢簡本將郭店本的兩章或通行本的三章合為一章，這也是不對的。根據原子分章的原則，與通行本文字對應的漢簡本第60章應當根據郭店本再分解為兩章。又如通行本第52章，根據原子分章的原則及出土簡帛古本，應當分解為三章，即 “沒身不殆” 以上五句為一章， “塞其兌” 至 “終身不救” 六句為一章， “見小曰明” 以下六句為一章。郭店 《老子》乙組只有中間一段，而無上下兩段。帛書甲本則在上段 “天下有始” 前及中段首句 “塞其兌” 前各有一表示分章的墨丁符號。至于異文異句方面的問題，通行本的例子眾多。一般說來，除了通假關系及歷時性的詞句改換或改善外，那些表面看來字義和文義對立尖銳的文本，通常說來，以出土簡帛四古本為是，而以通行本為非。
不僅如此，王弼注及河上公注也是我們應當反思和檢討的重要對象，因為人們解釋《老子》文本及論述其思想時往往喜歡引用這兩種注釋，并以為可靠。今天看來，王弼注和河上公注都存在很多問題。而問題的根源主要有二，一是注釋者在觀念上認為八十一章本的每一章的章義是單一的，其上、下兩段或上、中、下三段是一個意義彼此密切關聯的文本整體。但其實，這種認識未必正確，不是所有通行本《老子》章段都是如此。而王弼注或河上公注的作者卻默認此種觀點，并依此去作注解，于是通行本中許多同章的上、下兩段或上、中、下三段即被直接看作一個意義完全關聯的文本整體，于是誤解就不可避免了。這方面的例子本文已在上面列舉數例。產生錯誤的另一個根源是《老子》文本的歷時性變化所導致的大量異文異句，這些異文異句在歷時性的變化中部分地會被傳抄者 和解釋者所誤抄誤讀。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很可惜，目前學界尚未開展相關研究工作。筆者認為，鑒于王弼注及河上公注的影響巨大，反思和檢討此二注的是非對錯，是今人亟待執行的一項學術任務。
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這個問題在近四五十年的相關學術活動中一直若隱若現，但又始終暗昧不明，其原因在于人們思想上的惰性和通行本所帶來的慣性。我們看到，學界在此一問題上一直徘徊不前，怯于突破。面對簡帛四古本的大發現，學界仍以通行本特別是以王弼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這造成了出土古本與通行本的嚴重對立與斷裂。筆者認為，這種現象應當改變，也必須改變。
追問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問題，需要觀念上的突破。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成帝時期它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包括成型和定型兩個階段; 漢簡本和劉向定著本 ( 通行本) 的篇章數均以天道觀的數理為分章依據; 從原本看，《老子》文本應當屬于原子分章，郭店本即是明證，而 “原子分章” 概念的提出，深化了姚鼐的文本觀念; 《老子》單獨一“章” 的建構，有其文本組織法則及其歷史、語言上的原因。根據這些新觀念，筆者認為，以通行本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據，這種觀點是很值得懷疑的。實際上，由于反復傳抄和多種因素的作用，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已經嚴重失真，其變亂和錯訛之處甚多。與出土簡帛古本對照，這一點非常明顯，通行本已經嚴重地影響了《老子》章義、字義、句義及其思想的表達和人們對于《老子》的理解。與通行本相對，出土簡帛本因其近古、存真，綜合起來看，其文本更為優質。有鑒于此，筆者主張，今人研究老子思想，應當放棄王弼本或河上公本，而直接采用出土簡帛四古本，特別是漢簡本。綜合衡量，漢簡本在出土簡帛四古本中最具經典性和代表性。簡言之，漢簡本應當作為今人研究老子思想 的主要文本依據。當然，筆者并不絕對反對人們繼續使用王弼本或河上公本，但由于它們已經嚴重失真，故在閱讀和引用之前，筆者主張，我們應當根據出土簡帛四古本對其作嚴格的?？?。
從新的文本觀念及對出土簡帛古本和通行本的具體認識來看，筆者認為，研究老子思想應當堅持三個原則: 第一，應當以漢簡本 (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 為主要文本依據，同時參考郭店本、帛書本和通行本; 第二，應當以原子分章為依據來理解 《老子》思想和引用其文本; 第三，應當全面檢討和反省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前兩項是從正面來說，后一項是從反面來說，兩者都是必要的。只有堅持了這三項原則，我們才能在相關約定的前提下恰當地引用合適的《老子》文本，并做好老子思想的研究。
順便指出，討論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實踐問題。因為這種帶有顛覆性的或革命性的新文本主張，只有通過自覺的文本實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才可能被推廣開來，并形成學界的新風氣、新習慣和新規則，最終達成新的文本共識。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同時是一項事業，有賴于學界同仁諸君的共同努力。
注釋：
[1]2021 年 6 月 5 日，筆者參加了華東師范大學方旭東教授召集的 “《老子》研究與中國智慧” 線上會議，并作主題報告。本文根據當時的發言提綱而寫作。
[2]這方面的文獻，可以參見羅根澤編著: 《古史辨》第 4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 羅根澤編著: 《古史辨》第 6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 哲學研究編輯部: 《老子哲學討論集》，北京: 中華書局，1959 年。
[3]高亨、池曦朝說: “以全書來說，帛書本多勝于今本。” 高明說: “它的珍貴，主要是抄寫的時間早。近古必存真，因而較多地保存《老子》原來的面貌。” 張岱年序《帛書老子校注》說: “帛書《老子》確勝于通行本。” 參見高亨、池曦朝: 《試探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1996 年，自序第 5 頁。
[4]尹振環: 《帛書老子與老子術》，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頁; 《帛書老子釋析》，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 頁。
[5]張松如:《老子校讀》，長春:吉林人民出版，1981 年，“前言” 第 3 頁。嚴、陳的意見，均見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增訂重排本序” 第 2 頁。
[6]黃釗:《關于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方法論思考——回顧簡帛〈老子〉研究有感》，《中國哲學史》2001 年第 3 期。
[7]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 《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 年第 7 期。
[8]荊門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墓竹簡》，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 年。
[9]丁四新: 《〈老子〉的分章觀念及其檢討》，《學術月刊》2016 年第 9 期。
[10]“自然分章” 的概念萌芽于李零，由寧鎮疆正式提出和使用，寧氏以此概念來界定戰國中期偏晚至戰國晚期偏早一段時間的《老子》分章性質。參見寧鎮疆: 《〈老子〉“早期傳本” 結構及其流變研究》，上海: 學林出版社，2006 年，第 86－87、118－119 頁。
[11]曉菡 ( 韓仲民) :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 年第 9 期。
[12]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釋文》， 《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 中華書局，2014 年。
[13]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 45 頁; 李若暉: 《郭店竹書老子論考》，濟南: 齊魯書社，2004 年，第98、100 頁; 丁四新: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變、成型與定型》，《中州學刊》2014 年第10期。
[14]這個本子的圖版及釋文，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5]丁四新: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變、成型與定型》，《中州學刊》2014 年第 10 期。
[16]丁四新:《漢簡本〈老子〉總章數及上下經章數的組織原理和數理法則——一種可能性的研究》，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30 輯，北京: 中華書局，2016 年，第115－137頁。
[17]丁四新: 《論劉向本 ( 通行本) 〈老子〉篇章數的裁劃依據》，《哲學研究》2014 年第12期。
[18]錢穆: 《關于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再論老子成書年代》《三論老子成書年代》，載 《莊老通辨》，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123 頁。
[19]丁四新: 《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0 年，第41頁。
[20]寧鎮疆: 《〈老子〉早期傳本結構及其流變研究》，上海: 學林出版社，2006 年，第20－22 頁。
[21]丁四新: 《申論〈老子〉文本變化的核心觀念、法則及其意義》，《哲學動態》2002 年第 11 期; 劉笑敢: 《版本歧變與文本趨同》，載 《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卷，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1-42頁。
[22]丁四新: 《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0 年，第41頁。
[23]丁四新: 《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45頁; 丁四新: 《早期 〈老子〉文本的演變及其成型與定型——以出土簡帛本為依據》，《中州學刊》2014 年第 10 期;丁四新:《論劉向本 ( 通行本) 〈老子〉篇章數的裁劃依據》，《哲學研究》2014 年第 12 期;丁四新:《漢簡本〈老子〉總章數及上下經章數的組織原理和數理法則——一種可能性的研究》，載陳鼓應主編: 《道家文化研究》第30輯，北京: 中華書局，2016 年，第115－137頁。
[24]丁四新: 《〈老子〉的分章觀念及其檢討》，《學術月刊》2016 年第 9 期。
[25]丁四新: 《申論〈老子〉文本變化的核心觀念、法則及其意義》，《哲學動態》2002 年第 11 期。
[26]丁四新:《論劉向本 ( 通行本) 〈老子〉篇章數的裁劃依據》，《哲學研究》2014年第12期; 《“數” 的哲學觀念與早期〈老子〉文本的經典化——兼論傳世本 〈老子〉的分章來源》，《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3期。
[27]例子可以參見丁四新: 《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 東方出版社，2000 年，第47－68 頁; 丁四新、王瓊燕: 《早期〈老子〉文本及其文義、思想變化》，《東岳論叢》2021年第9期。
[28]參見丁四新、王瓊燕: 《早期〈老子〉文本及其文義、思想變化》，《東岳論叢》2021年第9期。又本節用例，參見此文。
[29]王弼注:《老子道德經》( 清武英殿聚珍版) ，載《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 116 頁。
[30]王弼注:《老子道德經》( 清武英殿聚珍版) ，載《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19頁。
[31]王卡點校: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 中華書局，1993年，第18－19頁。
[32]王弼注: 《老子道德經》( 清武英殿聚珍版) ，載《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第84頁。
一、提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