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春秋學的發展，《漢書·五行志》曾把其分為三個階段，即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春秋》公羊學、以劉向為代表的《春秋》穀梁學和以劉歆為代表的《春秋》左氏學。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的特點是“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則受到《尚書·洪范》的啟發，以《洪范》為綱，以《春秋》為目，系統地整理了《春秋》的災異說。在劉向的影響下，劉歆對《洪范五行傳》又作了新的理解，并把《春秋》左氏學融入其中。

西漢的《春秋》災異系統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春秋》陰陽系統，一種是《洪范》五行系統。前者以董仲舒為代表，后者以劉向為代表?！逗榉丁肺逍邢到y本來出自《尚書》，到了劉向才用以解釋《春秋》。應該來說，以《洪范》“五行”來解釋《春秋》災異思想最先出自劉向。這也影響了劉歆的《春秋》學和《洪范》學，如《漢書·五行志上》曰：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氛氣寒，木不曲直也。

《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 

不難看出，劉歆對于災異的解釋主要著眼于《洪范》的五行學說。

除了用五行解釋災異外，劉歆還用《周易》解釋《洪范五行傳》的災異思想，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曰： 

溫奧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于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于《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號，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

 這是以《周易》離卦解釋羊禍產生的原因。離卦內、外由兩離卦組成，離卦中間為陰爻，上下為陽爻，故“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出自《說卦》。羊有著與離卦對應的特征，故以離卦解釋羊禍。這種思想應該受到劉向的影響。劉向在解釋《洪范五行傳》災異的時候就用到了《周易》，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曰：“《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于《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這以《周易》離卦解釋《書序》“有蜚雉登鼎耳而雊”。“離為雉”出自《說卦傳》。“雉，南方，近赤祥也”亦本于《說卦傳》。在《說卦傳》中，離卦為南方之卦。與五色相對，南方赤色，故近赤祥。

劉歆雖然從《春秋》左氏學的角度非難劉向的《春秋》穀梁學，但在解釋《春秋》災異的時候有時也用到穀梁學，如：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漢書·五行志上》）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出自《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余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檷，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而“北斗有環域”的說法則本于《穀梁傳·文公十四年》“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豆騻鳌贰蹲髠鳌方詿o相應說法。

一、劉歆《洪范》學的《春秋》左氏學立場

誠然劉向的《洪范五行傳論》對劉歆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劉歆對于《洪范五行傳》也有自己的獨特創見?！稘h書·五行志上》曰：“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五行志中之上》又曰：“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可見，劉歆與劉向“五行傳”的不同，一方面是出于《春秋》左氏學立場，另一方面則是其對夏侯始昌以來的《洪范五行傳》思想作了改變。

我們先來看劉歆《洪范》“五行傳”所表現出來的《春秋》左氏學立場?！稘h書·五行志中之下》曰：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歆以為螽為谷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 

《左傳·文公三年》曰：“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與此相應的《公羊傳》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可以看出，劉歆對于“雨螽”的解釋完全取自《左傳》。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曰：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于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 

劉歆的解釋本于《左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與此相應的《公羊傳》《穀梁傳》皆無“展氏有隱慝”的說法。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曰： 

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過宋都"?！蹲笫蟼鳌吩?/span>"風也"。劉歆以為風發于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后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 

劉歆在這里區別經、傳不同，認為經文從看見者的角度敘述，故記錄“退蜚”，而傳文則以實際情況來說明，故言“風”。最后還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予以說明，認為宋襄公剛愎自用，不能采納司馬子魚的諫言，與楚國爭當盟主，結果六年后為楚所執，這正好與“六鶂之數”相符合。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曰：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兇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 

對于“梁山崩”，《左傳》《穀梁傳》皆用晉侯召伯宗的故事作以解釋，但在具體表述上有所不同。其中“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出自《左傳》原文，¹可知劉歆于此本于《左傳》而非《穀梁傳》。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曰： 

《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 

傳文出于《莊公七年》。劉歆從華夷之辨的角度對“夜明”作了解釋。此外，還從文字訓詁的角度解釋“如”字，“如”即而且的意思。“星隕而雨”就是說隕星伴隨著下雨。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曰： 

《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 

傳文出于《文公十四年》，劉歆對經文“有星孛入于北斗”和傳文“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都作了自己的解釋。劉歆的解釋除了文字訓詁外，還涉及到現實政治。這與《公羊》《穀梁》的解釋皆不相同?！豆颉分饕獜?/span>“記異”的角度予以解釋，如其解釋“六鶂退蜚”時說：“五石六鹢，何以書？記異也。”解釋“恒星不見”時說：“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解釋“有星孛北斗”時說：“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則著重就事論事而不牽連現實政治，如其解釋“六鶂退蜚”時說：“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解釋“恒星不見”時說：“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解釋“有星孛北斗”時說：“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不難看出，劉歆對于“北斗”的解釋受到《穀梁傳》的影響。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曰：

 厘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劉歆以為是歲歲在壽星，其沖降婁。降婁，魯分野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大岳后。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為“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鶂退飛，故為“得諸侯而不終”。六鶂象后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兇繇人，然后陰陽沖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 

《左傳·僖公十六年》曰：“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兇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吉兇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劉歆的解釋完全是針對《左傳》而發，從魯國分野的角度解釋“魯多大喪”，以“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解釋“明年齊有亂”，以“星隕而鶂退飛”來說明“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以“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來說明“吉兇由人”，以齊國、魯國之災并非其君主所致來說明“吾不敢逆君故也”。

從上可知，劉歆在解說《春秋》災異時有著明顯的《春秋》左氏學立場，這與劉向引用《左傳》主要出于史料運用的目的有著本質不同。²

二、劉歆《洪范》學的思想特色

從現存資料來看，劉歆在《洪范》學上的貢獻主要在于其對于夏侯始昌以來的《洪范五行傳》內容作了調整和改變，從而展現出自己獨特的思想特色。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劉歆對于《洪范五行傳》中的“各傳”作了命名?！稘h書·五行志》曰： 

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疴。

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

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禍。

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

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疴。 

《洪范五行傳》主要是對《洪范》“五行”（水、火、木、金、土）、“五事”（貌、言、視、聽、思）和“皇極”的闡釋和發揮。³《漢書·五行志》中僅保存了劉歆“五事”和“皇極”的名稱，由此推測，“五行”各傳也應有相應的名稱。在《南齊書·五行志》中，我們可以發現“五行”各傳的名稱，其曰：

 《木傳》曰：“東方?！兑捉洝?，地上之木為《觀》。故木于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奸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 

與《漢書·五行志》相比，這與說文對“木不曲直”的解釋并不完全一致。從劉歆對“五事”“皇極”命名的情況來看，此極有可能就是劉歆對于“木不曲直”的解釋。對于火、土、金、水，《南齊書·五行志》并未明確指出“傳”名，但從其內容來看，它們應該也有各自相應的名稱。除此之外，在《南齊書·五行志》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貌傳》《視傳》《思心傳》《言傳》《聽傳》等“傳”的佚文，有些能與《漢書·五行志》對應，如“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雞禍也”；有些則為《漢志》所無，如“《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瞀亂失紀。風于陽則為君，于陰則為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為五事主，猶土為五行主也。”這些佚文可能也是劉歆“《洪范》五行傳”的內容。

其二，劉歆對于《洪范五行傳》的災異內容作了調整和修改。為了清晰地表明劉歆與《洪范五行傳》的差別，我們制作了下表： 

此《洪范五行傳》文據陳壽祺所輯《尚書大傳》?！稘h書·五行志》“倮”作“蠃”，二者為異體字。余皆同。從《漢書·五行志》來看，說文對于傳文“孽”“禍”“痾”等災異的解釋都與傳文相同，唯獨劉歆提出異議。具體來說，在“貌”的方面，劉歆以“鱗蟲之孽”代替“龜孽”，以“羊禍”代替“雞禍”，以“鼻痾”代替“下體生于上之屙”；在“言”的方面，以“毛蟲之孽”代替“介蟲之孽”；在“視”的方面，以“羽蟲之孽”代替“蠃蟲之孽”，以“雞禍”代替“羊禍”；在“聽”的方面，以“介蟲之孽”代替“魚孽”；在“思”的方面，以“臝蟲之孽”代替“華孽”；在“皇極”方面，以“下體生上”代替“下人伐上”。對于劉歆改變《洪范五行傳》“孽”“禍”災異的原因，日本學者小林信明已經指出是為了與《禮記·月令》保持一致。⁴但劉歆并未引用《月令》，按照他自己的解釋，之所以要對“五事”之“孽”做出改動，是為了與二十八宿相對應：“說以為于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說以為于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而對于“羊”“雞”二“禍”的調整，則基于《周易》。如對于“羊禍”，其說：“于《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禍。”“兌為羊”出自《說卦》。貌與木對，兌卦居于西方，與金相應，金克木，故“致羊禍”。對于“雞禍”，其說：“說以為于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羽蟲；禍亦從羽，故為雞；雞于《易》自在巽。”這里的“雞禍”根據“羽蟲之孽”。“雞于《易》自在巽”則本于《說卦》“巽為雞”。對于“貌痾”的改動，顯然是為了與下面“口舌”“目”“耳”等一致。然后其把“貌痾”中的“下體生上”調整到“皇極”部分，用以替代“下人伐上”。對于改動的原因，劉歆也作了說明：“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疴云。”意思是說，以下犯上，懲罰已經形成，因此，不能算作疾病。

與《洪范五行傳》相比，劉歆的“五行傳”看上去顯得更加整齊化、條理化，如《洪范五行傳》“孽”的部分有動、植物混在一起的情況，還有同類動物（龜、介蟲）分屬不同“五事”的情況。經過劉歆的改動，“庶征皆以蟲為孽”，“屙”也都變得與人體相聯系。因此，有學者認為董仲舒、劉向對于災異的解釋是主觀的、恣意的，而劉歆的解釋則是合理的、資料的和科學的。⁵由于資料所限，我們不能完全了解《洪范五行傳》、劉向、劉歆各自理論的根據，因此很難判斷哪一種解釋更合理、更科學。如“雞”“羊”二“禍”的調整，很難判定優劣。在“屙”的方面，劉歆以“鼻”代替“下體生上”，看上出與下面“口舌”“目”等器官相一致。但實際來看，“口舌”“目”“耳”“心腹”等能與“言”“視”“聽”“思”相對應，而“鼻”卻很難說與“貌”相對應。原來的“下體生上”反而能更好地體現“貌”的特征。“皇極”的“皇”指“人君”。如果人君衰亂、軟弱，就會引起篡弒之禍。這樣以“下人伐上”解釋“皇之不極”顯然比“下體生上”更為合理。“屙”并不僅僅局限于人體的疾病，“下人伐上”也可指國家的一種病狀。

劉歆調整《洪范五行傳》的內容是為了更好地解釋災異，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曰： 

嚴(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 

此事例附于“言之不從”下，劉歆《言傳》說 “時有毛蟲之孽”。因此，劉歆在此也以“毛蟲之孽”解釋“多麋”。劉向對于“麋”的解釋則主要為了引出人事，認為這是魯莊公娶齊國淫亂之女哀姜的先兆。娶淫亂之女對國家是不利的，魯莊公對此不以為然。結果哀姜到了魯國之后，私通慶父、叔牙，后來其本人也被齊人所殺，魯國也差點亡國。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曰：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鴝鵒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蠱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鴝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鴝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鴝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 

此事例附于“視之不明”下，劉歆《視傳》說“有羽蟲之孽”。因此，劉歆以為“鴝鵒”屬于“羽蟲之孽”。劉向對于“鴝鵒”的解釋則主要為了附和人事，認為其象征著季氏將要驅逐魯昭公。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曰： 

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 

此事例附于“聽之不聰”下，劉歆《聽傳》說：“有介蟲孽”。因此，劉歆以“介蟲之孽”解釋“螽”。而《洪范五行傳》對應的是“魚孽”，故其說“與魚同占”。在《洪范五行傳》中，“介蟲之孽”屬于“言之不從”，故有劉向“介蟲之孽屬言不從”之言。與上述二例相同，劉向論述災異同樣是為了引出人事，意在說明魯桓公這一年受到宋、鄭之聘，宋國以郜鼎賄賂桓公，鄭國以泰山之田換取許田，興起建祝邱城的勞役。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曰： 

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厘伯之諫，貪利區瓚，以生裸蟲之孽也。 

此事例附于“思心之不睿”下，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因此，劉歆以“裸蟲之孽”解釋“螟”。這里的隱公“逆臧厘（僖）伯之諫，貪利區瓚”出自《左傳》，《公羊》《穀梁》皆無此事。

可以看出，劉歆對于《春秋》中涉及動物的災異，大多按照自己的學說予以解釋。從上面幾則事例來看，其對動物災異的解釋也能對應起來，如“麋”為“毛蟲”、“鴝鵒”為“羽蟲”、“螽”為“介蟲”、“螟”為“裸蟲”等。其中“螽”，《洪范五行傳》認為屬于“魚孽”，劉歆把其歸為“介蟲之孽”，顯然更合理一些。

其三，劉歆在解釋災異的時候更加注重運用分野說。古人認為，天上的星宿與地上的地區有著某種對應關系，如果天上的星宿出現某種變異，那么其所對應的地區就會相應的出現某種災害，反之亦然，這就是所謂的分野說。分野說又有不同的種類，如七星說、五星說、二十八宿說、十二次說等等。⁶分野說起源甚早，在《周禮》中就有馮相氏、保章氏等專門觀測天象的職官，如《春官宗伯》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到了春秋時期，人們已經開始運用分野說來解釋災異，這從《左傳》中可以得到明證，如《昭公七年》曰：“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這里以分野說來解釋日食對于魯、衛二國的影響。在《漢書·五行志》中，董仲舒在解釋災異的時候已經用到分野說，如《五行志下之下》曰： 

嚴（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后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弒死。后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董仲舒在解釋日食災異的時候都運用了分野說。對于魯莊公十八年的日食，董仲舒認為二十八宿位在東壁，對應魯國，因此，后來魯國有公子慶父、公子牙等私通魯莊公夫人以脅迫莊公的事件。對于魯昭公十七年的日食，董仲舒認為二十八宿位在畢，對應晉國，于是有晉歷公誅殺四大夫而被弒、晉六卿專權事件的發生。

如果說董仲舒運用分野說只是出于解釋災異的目的，那么劉歆對于分野說的運用則有理論上的自覺?！稘h書·五行志下之下》曰： 

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兇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日所躔”是指十二次，即按照木星（歲星）繞天球運行的周期將天球分為十二段，每段為一次。木星每過一次，便是一年。十二年為一周期，這樣天球便相應的劃為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十二次。每一次都與地上的國家相對應。在劉歆看來，天上十二次發生災異，其相對應的國家便會受到懲罰。但君主在災異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如果其能實行善政，抵御災異，則能消災免禍；反之，則會遭到懲罰。因此，《春秋》中有很多記錄災異而不說明其產生原因的地方，意在說明吉兇并沒有固定的規律，其發生與否關鍵在于政治的好壞。至于言朔而實際并非朔、不言朔而實際為朔、不書朔與日的情況，都是史官失職的表現。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劉歆運用分野說對《春秋》的災異作了解釋。如《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曰：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劉歆以為……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劉歆以為是歲歲在壽星，其沖降婁。降婁，魯分野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大岳后。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為明年齊有亂。……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劉歆以為……日在鶉火，周分野也。    

這里用分野說分別對莊公七年“恒星不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哀公十三年“星孛于東方”等現象作了解釋。本來這些現象都是自然界本身的變化，與人間社會沒有必然聯系。但在古人看來，這些自然界的變化預示著人間政治的禍亂。至于天象與人事如何對應，這就需要依據分野說來說明，如上面說的降婁對應魯，玄枵對應齊、鶉火對應周等。⁷

在《漢書·五行志》中，劉歆用分野說解釋災異主要體現在日食上，如《五行志下之下》曰：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楚、鄭分。

（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 

對于《春秋左傳》的37次日食、分野，劉歆都作了論述，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⁸可以看出，在許多地方劉歆只是列出分野之國，并沒有做出相應解釋，這正是為了避免出現他上面說的“官失之”的情況。劉歆所列日食的日期與《左傳》并不一致，這是依據三統歷改動的結果。⁹

從劉歆對于分野說的解釋來看，其思想根據主要源于《左傳》。除了上面的日食都源于《左傳》外，劉歆還直接引用《左傳》作為論證，如對于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劉歆在以為“魯、衛分”之后就引用了《左傳》的相應傳文。日本學者鎌田正認為，劉歆對于災異的解釋基本上局限于《左傳》，這可能與其想讓統治者對《左傳》抱有好感，從而表彰《左傳》有關。¹⁰這與劉向收集上古至秦漢的符瑞災異作《洪范五行傳論》的做法是不同的。蓋劉向的目的在于站在漢家宗室的立場規勸漢代的統治者，而劉歆則無此目的。